文章中的“理”大如天 --诗文写作随笔“盗天火”之七
文章中的“理”大如天 --诗文写作随笔“盗天火”之七
文章中的“理”大如天诗文写作随笔“盗天火”之七 理，物质本身的纹路、层次，客观事物本身的次序，道理，就是非曲直的标准和根据，就是事物的规。是必然产生的因果和逻辑。 无论写文章和写诗文，都要把讲理摆在第一位。这就是“理”大于天，就是大道经天。但如何去讲理，这也有学问。 1.写文章的核心是讲道理。“文以载道”，最初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明道”发展而来，后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将“道”传送到目的地，或者说，让“道”得到传输。文学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这是强化文学的教化目的。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 中国的任何名篇佳作，贵在不仅要传递道理，这道理还要“高大上”，诸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之所以名篇千古，核心就在于传递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道，虽是片言只语，却照亮全篇。文天祥《过零丁洋》的诗篇，就是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负载的大道，让该诗光照千秋。而将负载的道理，以片言只语浓缩为一篇精警，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也是古代名篇散文诗歌的传统。 2.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说白了就是“想法”。写文章的核心就是用文字语言去表达这个“想法”。虽然写文章的根本在于要负载道理，但道理也分小道理和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大文章就要载大道。 比如，养生也是一门科学，可当国家和民族需要牺牲去捍卫，养生的小道理无疑要服从牺牲的大道理。救亡的呼喊，永远大于浅吟低唱；血写的历史，永远重于墨写的谎言！ 再如，作为孝道，这也是儒家的治国之道，但在家与国产生矛盾，忠与孝产生冲突，忠孝不能两全时，佳作诗文负载的道理，绝非是抽象的讲人性，绝非是夸夸其谈地讲24孝，诗文要作为时代的号角，无疑要讲舍小家为大家，要讲精忠报国。如此，《岳母刺字》才成世世代代的传唱，《花木兰》才在中国的诗坛熠熠生辉。 由此可见，一篇诗文的品格高下，根本在于负载道理的高下。浅薄的道理，绝对撑不起雄文佳作！ 3.表达的道理逻辑要周延。就是说，诗文所载的道理，不能一叶障目有失偏颇，不能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如果诗文负载的道理，只讲对一点，这种顾此失彼的道理，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或留有很多漏洞，这道理是站不住脚的，诗文也是难以负载的。 所以，“文以载道”，其道理一定要有周延性，也就是逻辑的周延性。具体的表现形式，既，一个判断的主词或宾词所包括的是其全部外延。就像“物体都是运动的”这个命题中，主词“物体”是周延的，因为，它说的是所有的物体。由此可见，周延就像一个密闭的圈，不能留有缺口。 4.负载的道理一定要有所指。尽管文章中阐述的大道理具有普遍性，但也要交代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讲这个道理具体是要针对什么？或者说，世间的道理很多，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地点，对这些对象，来讲这个道理。交代清楚这一点，就避免了泛泛的讲道理，这就是“文以载道”的时代性、区域性、特定性。 这个负载的道理一定要有所指，就是在时代性中表达强烈的批判性。中国是个诗歌王国，可浩如烟海的诗篇，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时代批判指向的无病呻吟，基本都是垃圾诗篇。杜甫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根本在于他是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北征》，主线就是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并反思潼关的百万大军，那时候为何溃败得如此仓促？他的《三吏》、《三别》阐述的深刻道理，也是对时代进行的批判。 鲁迅的杂文，如投枪和匕首，就在于表达道理的战斗性。鲁迅的杂文不死，就在于批判对象不死，鲁迅的杂文就在不同的时代穿越。 5.必须坚持事理相结合。由事入理，用理说事，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相统一，形象与逻辑的相统一，这就避免了空洞说教，这才能产生雅俗共赏。这种寓理于事的论理方式，也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名篇散文，莫不如此。惟其如此，论理才更为充分，论理才更有支撑，论理才有更大的受众性。 凡是空对空的讲道理，都是没有事例相结合的空洞说教，结果是论理也不充分。而且，形象大于逻辑，这是因为逻辑有清晰地界定，形象则无封闭地界定，人们可以发散性理解，寓理于事的“事”，就是生动的形象，不仅易记，后人还能推陈出新。一千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6.根本在于为什么人讲道理。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文以载道的根本原则和立场问题。让白骨精评孙悟空，孙悟空是暴徒；让西门庆评武松，武松是罪犯；让被镇压的敌对阶级评毛泽东，毛泽东是暴君；让“方方们”评价土改，土改是没人性的抢劫。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凡是被敌人反对的，正是人民拥护的，凡是反动派的逻辑，对于人民来讲永远都是荒谬的。 在阶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就在为不同的阶级讲话。中国的公知精英，大嘴叭叭的似乎讲得头头是道，但都是坑害国家和人民的！你完全可以相信一个掏粪工的粗话，却绝不可以相信一个公知的鬼话。你宁可相信一个乞丐不是坏人，却不可以相信冠冕堂皇的中国精英是好人！ 所以，为什么人讲话，永远大于具体讲什么；为什么人去文以载道，永远大于具体负载的道理。 7.理与文是对立统一的。就如思想用语言去组织，语言是表达思想，没有无思想的语言，也没无语言的思想，这是两者的统一性，也是本质性。可理与文也是有对立的差异性，有时文通字顺了，却没有表达思想；有时表达了一个思想，但文字显得粗糙，表达的还不够充分；有时似是而非的文字，甚至表达了一个歪理邪说。 如此两者之间的取舍，有这样一句名言：“理通文不通尚可，文通理不通不行”！如何用生动、精炼、精准的文字去负载大道，这就是创作和写作的功力了。 总之，任何诗文创作，都贵在讲理，理直气壮！坚持为人民鼓与呼，诗文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坚持为人民鼓与呼，诗文才能成为烈焰熊熊! （文中配图，忠新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