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写什么（王霁良）
我们都在写什么（王霁良）
我们都在写什么
作者：王霁良 编辑：文风乐乐
——再谈极端经验写作
对于写作者，写什么和怎么写一直是需要直面的两大问题，有人说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乍看很对，其实也很偏颇，——没有好的题材，什么都可以入文入诗，那只是练练笔，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不能济事的。
笔者在若干年前曾写过一篇《极端经验写作与西方现代派》的文章，今天想进一步延伸谈一谈。“文似看山不喜平”，作为题材更是这样，比如蒲松龄写聊斋，他追求的是离奇的东西，如果他写的只是张家长李家短，作品的影响力就差多了；比如桑恒昌的怀亲诗，也是极端经验而来。认真想一想，古今中外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哪一部不是极端经验写作的产物？杰出的诗歌流派——俄罗斯阿克梅派，出自希腊语的“阿克梅”即“巅峰”、“极端”之意。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要拒绝平庸，其写作就要超越世俗经验世界，去写一些不同凡响的东西，极端经验写作正是如此。
那么，极端经验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认为，“作家就其基本义而言，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这个“被捂住的伤口”自然不是歌德体、不是老干体，更不是风花雪月，我认为它其实就是极端经验。实际上不管你写得再极端，也没有现实生活更极端，莫言《蛙》里面只是写了计划生育工作队开拖拉机拖钢缆拉倒超生户院门前的大树，而前些年拉倒超生户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屋、把人活活砸死在里面的事例多得是。就比如最近“东方之星”400多乘客活活淹死、闷死在江底，就比如太原民警王文军活活拧断讨薪农妇周秀云的脖子，就比如庆安铁路民警李乐斌一枪击毙醉汉徐纯合，比比皆是的事例都是有违和谐的，而这些难道不是题材。在著名作家张炜看来，“那些好的艺术家，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件珍宝就是倔强。而那些没出息的所谓艺术家，只能越来越乖巧、越来越懂事。”
极端经验也是经验，它首先源自生活，不是刻意找来的，但一个对生活很知足、整天寻乐子的人，极端经验怕也不容易找到。前几日一个文学交流活动上，有诗人开着豪车来参会，散发了大量自己的作品，其实他虽写了很多，诗尚未入堂奥。“文章憎命达”，过着适意的生活，日子太一帆风顺了是没有作品的，张炜认为“有些中国当代作家曾写出了简洁而真挚感人的、生气勃勃的作品；可是后来当他（她）影响更大了，生存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之后，那些沉沉的真挚的东西就像热气下的冰一样化掉了。他们无论写怎样的悲剧、怎样低沉的调子，也无济于事。不感人——不深深地打动人了。”另一位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甚至说，“一个人只有对生活死了心，才能蜕变成一个创作者。”
西方现代派文学风行八九十年，产生了一大批经得起检验的大作家，给世界文学带来了巨大财富，他们最大的成功之处无外就是极端经验写作。可以说，极端，是现代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极端经验写作告诉我们唯有极端才会让读者过目不忘，唯有写人性最深处的东西，作品才有深度。说极端经验写作是每一个写作者的法宝，并不为过。在今天这样一个犬儒化的时代，作家、诗人要想有一定突破，要想走出小我、小感小悟小情调，要想在创作中不被外在因素左右了思想，非极端经验不能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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