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之殇（翁新华）
RE:沱江之殇（翁新华）
细细拜读翁新华主席为《心门》撰写的《沱江之殇》，内心里充满了无比崇敬！翁主席真不愧为我们岳阳、我们湖南的文学巨匠，对《心门》一作的历史背景、地域渊源以及现实意义，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翁主席对佛教的诠释也让人钦佩不已，尤其是翁主席语言文字的诙谐幽默、一针见血，文章内容的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让人读来又是另一番别致的风景！翁主席对《心门》给予的肯定是无容置疑的，我想凝聚子华心血的《心门》一定会在读者群里引起强烈的反响，祝贺子华！
RE:沱江之殇（翁新华）
《心门》，看了几章，有了《沱江之殇》的指导，会对小说有更好的理解，对自己的写作也是很好的启发，多谢。
沱江之殇（翁新华）
沱江之殇
作者.翁新华/编辑：琴心
沱江之殇
——读刘子华长篇小说《心门》
作家刘子华的长篇新作《心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超脱了《一任乡官》、《危城》等纯故事性架构、扁平人物叙事的套子，进入一种平缓的细节洇染，没有人为的波澜起伏，没有主题的直白式亮相，读起来显得平实从容，正是这种平实从容，缩短了文学的距离。类似的小说有格非的《春尽江南》，虽然子华笔力稍逊，在题材的选取和立意上基本一致。这是子华小说质的飞跃。
华容境内有一条小河，叫沱江，属于东洞庭湖支流，历史悠久，1990年代，江水还很清澈，锦鳞游泳，桨声欸乃，江岸的垂柳、农舍、田畴、麻石铺就的注磁口古镇，富有诗情画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作为智者的华容人，无不引以为自豪。子华是喝着沱江的水长大的。从民办教师、乡镇招聘干部，直至成为一名公务员，沱江情愫依然浓酽。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因为三峡大坝的上马而断流，洞庭湖几近干涸，沱江似乎也只能算得上奄奄一息的污浊的小水沟了。目光所及，街道宽了，楼房高了，火车快了，世代居住在沱江两岸的农人，大都告别荒疏的田园，去广东打工讨日子，再也用不着去沱江汲水而炊了，生活在拜金主义大潮下的我们，有理由忘掉沱江，忘掉它昔日的诗情画意质朴天然，给宋祖英的好日子投怀送抱。而拥有文学潜质的子华，心灵的转型却没有这样顺畅。这不能草率地归咎于文人怀旧情结的死不瞑目；子华的怀旧，与他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对时代本质的执拗探寻有关。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可以视为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很难说变得更好或者更差，可能真的越来越富裕，却也越发接近末世的动物性狂欢。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并未能完全替换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激发的残忍的动物性，新世纪迅猛来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面积入侵，是一幅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桌面。现代社会倡导的资本权力、商业化的社会规则，以及享乐主义，一次又一次雄视世界。现代社会树立起来的种种生活方式，看似光彩夺目，实则只会加速世界崩溃。1990年代是我们今日生活的上游，恰如沱江是子华今日生活的上游一样。
《心门》建构的是一个没有巅峰与深谷的平面。这个平面就如华容县独有的沃野田畴。华容土地宽阔，盛产稻谷、棉花、油菜、鲜鱼，是中国的产粮大户，享誉世界的鱼米之乡。1990年代初，每个农户承包的大田不下三五十亩，盛夏打下谷子后，得租用手扶拖拉机往乡上的粮库送去几十车公粮。那种无私的奉献，居住城廓的肉食者倘若没有感动，只能证明其没肝没肺。人们割完晚稻，得去修筑长江防浪堤，那是一种自带灶具自带粮食的无偿劳动，但是，人们视其为应尽义务，没有怨言。只有把劳动视为义务时，这种劳动才有了价值。
BP机的盛行，预示着时代的剧变。农民们最初的感受是粮食不再值钱，化肥农药种子价格疯涨，种田的成本高到可以让辛苦打下的那点谷子忽略不计。于是，为了生计，人们被迫遗弃了田园，背着蛇皮袋，挤火车去广东打工。当种田人不爱土地，甘愿携妻带子去外乡漂泊，再用打工的微薄收入买米糊口，这断然不是什么好事。实用主义裹着中国特色的糖衣，在黄土地上横行，本质被掩盖，诚实被抛荒；土地资源的开发不是为大多数人利用；在资源上再嫁接权力的毒芽，结出的便是垄断的果实；为富不仁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犹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占有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于是，小说主人公黎子益的理想抱负便充满种种变数。子华把他安排成一个文学青年，这是一种迟到的安排。单就文学而言，除了1980年代稍纵即逝的昙花一现之外，已经被实用主义强暴而后遗弃；遗弃之后的文学为了讨日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入伙为娼；要么削发为尼。刘子华给他的主人公选择了后者。悲观主义是这部小说的基调。
子华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当代青年遁入空门？这是不是有点勉强？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怀疑。理由是一个文化素养并不算太高的年轻人，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少波折，都不会逃离出世。这不啻于礼佛者也需要相当的大彻大悟的心智，就如那个半为诗书半为佛的李叔同遁入杭州虎跑寺一样。而事实是，遁世也是一种无奈。1990年代正是华容民间宗教氛围最为鼎盛的年代，可谓乡乡兴建礼拜堂，个个吟诵赞美诗。生活在华容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宗教竟然有着天生的亲近感。于是，这才感觉到子华在小说中给主人公安排礼佛的结局，原来是有着地域文化基础的。当然，黎子益的最终皈依佛教，说到底也仅仅一种象征意义。黎子益不是司汤达小说中的于连。于连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惜勾引贵妇德•瑞那夫人以求晋身之阶，败露后却朝德•瑞那夫人开了一枪，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黑衣将军，他都未能如愿。那是制度的原因。制度注定他永远是一介平民，一个木匠的儿子，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进入资产阶级行列。把《红与黑》拿来作为《心门》的参照物，我们可以看出《心门》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当然，也可以由此看出黎子益是个坚毅与柔弱的混合物。
司汤达塑造于连，用的是电闪雷鸣，子弹会飞的手段。子华塑造黎子益，则是选择文火炖肥羊。黎子益的父亲只是个县乡小吏。他奢望凭借这点微不足道的背景关系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结果，还是失败了。构成黎子益的性格十分复杂。首先，他向往文学，这没错。他因为自己的城镇户口显得鹤立鸡群。可也正是这点“优势”害了他，女青年总是瞄准了这点优势奢望搭他的顺风船。这就把作为雄性动物的他搞得声名狼藉。心里老是忏悔这个忏悔那个。这是一个可悲的农村文学青年的形象。失败是他的宿命。
1990年代，国门欲开未开。那个打开的部分不是为黎子益们开的；未打开部分，大多数人还被挡着。这就形成了一个“围城”现象。扛着实用主义大旗者，手持特权的通行证，在物质的海洋里大肆掠夺捞金，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他们不是凭借诚实的劳动或超人的智慧富起来。这就是当下高唱着好日子并做着移民欧美准备的一群；而被挡着的大多数人，却已从门缝里瞅到到了太阳山的金子在熠熠闪光。物欲已经异化了门内门外所有的人。社会失范。真善美大肆贬值，假恶丑、残暴、极权大肆膨化。人面桃花只是个面具，最大限度财富的攫取、占有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背景下，小说摄取的每一个细节，都如一片打碎了的玻璃残渣，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星星点点余光。面对贫富悬殊差距愈拉愈大，一边是精心导演的动物狂欢，粉饰，另一边则是贫穷、饥饿，无可奈何。晚清佛门寺院的寒冷的诗意诱惑了李叔同，于是，他毅然割舍无与伦比的文化名声，割舍情缘，莫名奇妙地遁入虎跑，用29年的光阴伴随清灯黄卷，最后给世人留下九颗舍利子。黎子益不是李叔同第一个仿效者。当他感觉到继续同流合污的无法承受的痛苦时，便毅然追随李叔同而去。
也许大多数读者不熟悉晚清第一文化名人李叔同，但他那首流传百年不衰的《送别》是人皆熟悉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阅读《心门》，无法避开文化。时至21世纪头一个十年，文化的毁损已经到了举世惊悚的地步。这其中，道德的沦丧，更是文化崩溃的显性表征。沦丧本身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沦丧后而不自知，还以为是一种高尚道德，甚至是社会内在的机制希望你这么去发展。这个社会跟人、跟那些不好的东西，形成了某种合力，形成共谋了，把人塑造成一个特定的人，叫做非人。这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社会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它需要卖东西，需要你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需要把你变成一个简单的人，不假思索去消费。今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你是一个傻瓜，你被欺骗了，你根本不能反省，没有判断力，你能做正常的人吗，你做不了。《心门》在这方面的揭示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不是指文本）。子华也许过份崇尚佛教，几乎把小说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运用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做了一番检视：
城关派出所所长伍峰胡作非为，最终遭免职；税务局朱局长因婚外情遭撤职，妻离子散；甜妹爱财如命，终无安身立命之地；民政局江局长一贯颐指气使，受贿带来牢狱之灾；刘立强嗜酒成性，导致面部神经瘫痪；肖木林交友不慎，不但吃了官司，还毁了锦绣前程；郝爱民为求升官，收受贿赂亲手葬送美好前途；红红赚的黑心钱被一把火烧光；阿梅卖淫被公安机关抓获，害人害己；黎子益一生追求，一生努力，最终一事无成，真爱的女人陈菊香含屈葬身洞庭湖，同张彩云结婚近20年同床异梦，情何以堪？自己穿梭于各色女人中又何曾找到真情？同叔叔黎光辉的借款官司中，黎光辉不念肖木林的同学、同乡之情，一跑了之；郑清明为一己私利，两面三刀，卖友求荣；陈学文得知没有提拔的真相后，报复肖木林，两人在无谓的争斗中双双失去了提升的机会……
这种现世的因果报应，能在读者中激起浅薄的呼应；但我宁可将之视为子华狡黠的戏谑。作为副团级的中共产党员作家把因果报应渲染得活龙活现，理应是一种文学的恶作剧吧？释迦牟尼的佛经也仅仅是强调来世的因果轮回，来世的善恶报应转换啊。因果报应论出自佛经中的《大乘成业论》，梵语“阿赖耶识”中的“第八识”。佛说，“阿赖耶识”好比廉政国家反贪局掌握的“公务员档案”，记录着你的一切，只要起心动念，就有因果。若是能修到在心中不留印象，那就基本成佛了；不仅仅公务员，众生共同一个“阿赖耶识”，人死之后到阴间接受审判的原因就是阴间的神能看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都有什么，根据“阿赖耶识”里的“档案”来定罪；能够将“阿赖耶识”练成，就是六神通里最后也是最难达到的“漏尽通”。出现这种神通，就基本能达到“不造孽”了。“阿赖耶识”可以以佛教的“十来偈”阐释：端正者从忍辱中来，贫穷者从悭贪中来；高位者从礼拜中来，下贱者从憍慢中来；喑哑者从诽谤中来，盲聋者从不信中来；长寿者从慈悲中来，短命者从杀生中来；诸根不具者从破戒中来，六根具足者从持戒中来。
因果的道理是不虚的，也非迷信。这似乎是宇宙的真理，一切万物，都不能逃脱。结合六道轮回的道理，都会明白人的心很重要，心起一念，不去做，就要落因果，因为它是轮回的种子。修行就是修心，如果心如止水，丝毫不起妄念，就不会受轮回了！可是仍有一事不明，死后轮回诚然属于报应，为什么还会有现世报呢？比如邪淫，男女双方都情愿，她的心也不恨你，你也很坦然。除了死后根据淫“心”的轮回之报应外，为什么还会有当世的报应呢？因果到底谁在控制？——这个疑问应当发自《心门》的一号主人公黎子益。黎子益是子华的精心塑造，理应子华回答主人公的疑问。所以，佛学也会无意之中给小说家将上一军。
子华的理想世界是老实人天真人居多。但他在现实中视而不见。他似乎痛感这个社会不允许老实人、诚实的人活得好些。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文学作品里，出现最多的不是老实人，而是狡猾的人。到18世纪以后欧洲文学里出现了对诚实的人、老实人的寻找，老实人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文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当年歌德、托尔斯泰等都谈到这个主题：诚实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如果一个社会给予诚实的人很好的报答，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在现实里，老实人没有了，就会出现唐•吉诃德这样的老实人的极端，老实到愚昧的地步。所以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他说一定要写一个全法国最老实的人，就是包法利，不懂爱情，勤勤恳恳给别人治病，不说假话，一辈子倒霉，老婆与人偷情，被人玩弄，最后吃砒霜自杀，包法利本人则靠在一棵枣树上死了。在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老实人，天真的人，都会被吃掉的，这是社会最不需要的两种人。
子华写作《心门》，情绪很有节制。他没去指责这个喧嚣的，聒噪的时代，去指责当权者，指责争名夺利的人群。环境污染，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出轨偷欢，爱的消亡，是所有的人一起将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全人类的欲望使然。用经验展现了现实中各种背叛，偷欢、谎言和欺瞒之后，子华意识到，即使是在苍凉的末世，即使是犯下再大的过错，仍然可以原谅和赎还，这让笼罩着悲观主义的《心门》多了些温暖色调。
2011年11月7日
岳阳市群众艺术馆
作者.翁新华/编辑：琴心
沱江之殇
——读刘子华长篇小说《心门》
作家刘子华的长篇新作《心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超脱了《一任乡官》、《危城》等纯故事性架构、扁平人物叙事的套子，进入一种平缓的细节洇染，没有人为的波澜起伏，没有主题的直白式亮相，读起来显得平实从容，正是这种平实从容，缩短了文学的距离。类似的小说有格非的《春尽江南》，虽然子华笔力稍逊，在题材的选取和立意上基本一致。这是子华小说质的飞跃。
华容境内有一条小河，叫沱江，属于东洞庭湖支流，历史悠久，1990年代，江水还很清澈，锦鳞游泳，桨声欸乃，江岸的垂柳、农舍、田畴、麻石铺就的注磁口古镇，富有诗情画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作为智者的华容人，无不引以为自豪。子华是喝着沱江的水长大的。从民办教师、乡镇招聘干部，直至成为一名公务员，沱江情愫依然浓酽。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因为三峡大坝的上马而断流，洞庭湖几近干涸，沱江似乎也只能算得上奄奄一息的污浊的小水沟了。目光所及，街道宽了，楼房高了，火车快了，世代居住在沱江两岸的农人，大都告别荒疏的田园，去广东打工讨日子，再也用不着去沱江汲水而炊了，生活在拜金主义大潮下的我们，有理由忘掉沱江，忘掉它昔日的诗情画意质朴天然，给宋祖英的好日子投怀送抱。而拥有文学潜质的子华，心灵的转型却没有这样顺畅。这不能草率地归咎于文人怀旧情结的死不瞑目；子华的怀旧，与他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对时代本质的执拗探寻有关。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可以视为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很难说变得更好或者更差，可能真的越来越富裕，却也越发接近末世的动物性狂欢。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并未能完全替换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激发的残忍的动物性，新世纪迅猛来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面积入侵，是一幅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桌面。现代社会倡导的资本权力、商业化的社会规则，以及享乐主义，一次又一次雄视世界。现代社会树立起来的种种生活方式，看似光彩夺目，实则只会加速世界崩溃。1990年代是我们今日生活的上游，恰如沱江是子华今日生活的上游一样。
《心门》建构的是一个没有巅峰与深谷的平面。这个平面就如华容县独有的沃野田畴。华容土地宽阔，盛产稻谷、棉花、油菜、鲜鱼，是中国的产粮大户，享誉世界的鱼米之乡。1990年代初，每个农户承包的大田不下三五十亩，盛夏打下谷子后，得租用手扶拖拉机往乡上的粮库送去几十车公粮。那种无私的奉献，居住城廓的肉食者倘若没有感动，只能证明其没肝没肺。人们割完晚稻，得去修筑长江防浪堤，那是一种自带灶具自带粮食的无偿劳动，但是，人们视其为应尽义务，没有怨言。只有把劳动视为义务时，这种劳动才有了价值。
BP机的盛行，预示着时代的剧变。农民们最初的感受是粮食不再值钱，化肥农药种子价格疯涨，种田的成本高到可以让辛苦打下的那点谷子忽略不计。于是，为了生计，人们被迫遗弃了田园，背着蛇皮袋，挤火车去广东打工。当种田人不爱土地，甘愿携妻带子去外乡漂泊，再用打工的微薄收入买米糊口，这断然不是什么好事。实用主义裹着中国特色的糖衣，在黄土地上横行，本质被掩盖，诚实被抛荒；土地资源的开发不是为大多数人利用；在资源上再嫁接权力的毒芽，结出的便是垄断的果实；为富不仁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犹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占有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于是，小说主人公黎子益的理想抱负便充满种种变数。子华把他安排成一个文学青年，这是一种迟到的安排。单就文学而言，除了1980年代稍纵即逝的昙花一现之外，已经被实用主义强暴而后遗弃；遗弃之后的文学为了讨日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入伙为娼；要么削发为尼。刘子华给他的主人公选择了后者。悲观主义是这部小说的基调。
子华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当代青年遁入空门？这是不是有点勉强？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怀疑。理由是一个文化素养并不算太高的年轻人，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少波折，都不会逃离出世。这不啻于礼佛者也需要相当的大彻大悟的心智，就如那个半为诗书半为佛的李叔同遁入杭州虎跑寺一样。而事实是，遁世也是一种无奈。1990年代正是华容民间宗教氛围最为鼎盛的年代，可谓乡乡兴建礼拜堂，个个吟诵赞美诗。生活在华容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宗教竟然有着天生的亲近感。于是，这才感觉到子华在小说中给主人公安排礼佛的结局，原来是有着地域文化基础的。当然，黎子益的最终皈依佛教，说到底也仅仅一种象征意义。黎子益不是司汤达小说中的于连。于连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惜勾引贵妇德•瑞那夫人以求晋身之阶，败露后却朝德•瑞那夫人开了一枪，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黑衣将军，他都未能如愿。那是制度的原因。制度注定他永远是一介平民，一个木匠的儿子，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进入资产阶级行列。把《红与黑》拿来作为《心门》的参照物，我们可以看出《心门》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当然，也可以由此看出黎子益是个坚毅与柔弱的混合物。
司汤达塑造于连，用的是电闪雷鸣，子弹会飞的手段。子华塑造黎子益，则是选择文火炖肥羊。黎子益的父亲只是个县乡小吏。他奢望凭借这点微不足道的背景关系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结果，还是失败了。构成黎子益的性格十分复杂。首先，他向往文学，这没错。他因为自己的城镇户口显得鹤立鸡群。可也正是这点“优势”害了他，女青年总是瞄准了这点优势奢望搭他的顺风船。这就把作为雄性动物的他搞得声名狼藉。心里老是忏悔这个忏悔那个。这是一个可悲的农村文学青年的形象。失败是他的宿命。
1990年代，国门欲开未开。那个打开的部分不是为黎子益们开的；未打开部分，大多数人还被挡着。这就形成了一个“围城”现象。扛着实用主义大旗者，手持特权的通行证，在物质的海洋里大肆掠夺捞金，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他们不是凭借诚实的劳动或超人的智慧富起来。这就是当下高唱着好日子并做着移民欧美准备的一群；而被挡着的大多数人，却已从门缝里瞅到到了太阳山的金子在熠熠闪光。物欲已经异化了门内门外所有的人。社会失范。真善美大肆贬值，假恶丑、残暴、极权大肆膨化。人面桃花只是个面具，最大限度财富的攫取、占有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背景下，小说摄取的每一个细节，都如一片打碎了的玻璃残渣，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星星点点余光。面对贫富悬殊差距愈拉愈大，一边是精心导演的动物狂欢，粉饰，另一边则是贫穷、饥饿，无可奈何。晚清佛门寺院的寒冷的诗意诱惑了李叔同，于是，他毅然割舍无与伦比的文化名声，割舍情缘，莫名奇妙地遁入虎跑，用29年的光阴伴随清灯黄卷，最后给世人留下九颗舍利子。黎子益不是李叔同第一个仿效者。当他感觉到继续同流合污的无法承受的痛苦时，便毅然追随李叔同而去。
也许大多数读者不熟悉晚清第一文化名人李叔同，但他那首流传百年不衰的《送别》是人皆熟悉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阅读《心门》，无法避开文化。时至21世纪头一个十年，文化的毁损已经到了举世惊悚的地步。这其中，道德的沦丧，更是文化崩溃的显性表征。沦丧本身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沦丧后而不自知，还以为是一种高尚道德，甚至是社会内在的机制希望你这么去发展。这个社会跟人、跟那些不好的东西，形成了某种合力，形成共谋了，把人塑造成一个特定的人，叫做非人。这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社会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它需要卖东西，需要你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需要把你变成一个简单的人，不假思索去消费。今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你是一个傻瓜，你被欺骗了，你根本不能反省，没有判断力，你能做正常的人吗，你做不了。《心门》在这方面的揭示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不是指文本）。子华也许过份崇尚佛教，几乎把小说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运用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做了一番检视：
城关派出所所长伍峰胡作非为，最终遭免职；税务局朱局长因婚外情遭撤职，妻离子散；甜妹爱财如命，终无安身立命之地；民政局江局长一贯颐指气使，受贿带来牢狱之灾；刘立强嗜酒成性，导致面部神经瘫痪；肖木林交友不慎，不但吃了官司，还毁了锦绣前程；郝爱民为求升官，收受贿赂亲手葬送美好前途；红红赚的黑心钱被一把火烧光；阿梅卖淫被公安机关抓获，害人害己；黎子益一生追求，一生努力，最终一事无成，真爱的女人陈菊香含屈葬身洞庭湖，同张彩云结婚近20年同床异梦，情何以堪？自己穿梭于各色女人中又何曾找到真情？同叔叔黎光辉的借款官司中，黎光辉不念肖木林的同学、同乡之情，一跑了之；郑清明为一己私利，两面三刀，卖友求荣；陈学文得知没有提拔的真相后，报复肖木林，两人在无谓的争斗中双双失去了提升的机会……
这种现世的因果报应，能在读者中激起浅薄的呼应；但我宁可将之视为子华狡黠的戏谑。作为副团级的中共产党员作家把因果报应渲染得活龙活现，理应是一种文学的恶作剧吧？释迦牟尼的佛经也仅仅是强调来世的因果轮回，来世的善恶报应转换啊。因果报应论出自佛经中的《大乘成业论》，梵语“阿赖耶识”中的“第八识”。佛说，“阿赖耶识”好比廉政国家反贪局掌握的“公务员档案”，记录着你的一切，只要起心动念，就有因果。若是能修到在心中不留印象，那就基本成佛了；不仅仅公务员，众生共同一个“阿赖耶识”，人死之后到阴间接受审判的原因就是阴间的神能看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都有什么，根据“阿赖耶识”里的“档案”来定罪；能够将“阿赖耶识”练成，就是六神通里最后也是最难达到的“漏尽通”。出现这种神通，就基本能达到“不造孽”了。“阿赖耶识”可以以佛教的“十来偈”阐释：端正者从忍辱中来，贫穷者从悭贪中来；高位者从礼拜中来，下贱者从憍慢中来；喑哑者从诽谤中来，盲聋者从不信中来；长寿者从慈悲中来，短命者从杀生中来；诸根不具者从破戒中来，六根具足者从持戒中来。
因果的道理是不虚的，也非迷信。这似乎是宇宙的真理，一切万物，都不能逃脱。结合六道轮回的道理，都会明白人的心很重要，心起一念，不去做，就要落因果，因为它是轮回的种子。修行就是修心，如果心如止水，丝毫不起妄念，就不会受轮回了！可是仍有一事不明，死后轮回诚然属于报应，为什么还会有现世报呢？比如邪淫，男女双方都情愿，她的心也不恨你，你也很坦然。除了死后根据淫“心”的轮回之报应外，为什么还会有当世的报应呢？因果到底谁在控制？——这个疑问应当发自《心门》的一号主人公黎子益。黎子益是子华的精心塑造，理应子华回答主人公的疑问。所以，佛学也会无意之中给小说家将上一军。
子华的理想世界是老实人天真人居多。但他在现实中视而不见。他似乎痛感这个社会不允许老实人、诚实的人活得好些。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文学作品里，出现最多的不是老实人，而是狡猾的人。到18世纪以后欧洲文学里出现了对诚实的人、老实人的寻找，老实人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文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当年歌德、托尔斯泰等都谈到这个主题：诚实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如果一个社会给予诚实的人很好的报答，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在现实里，老实人没有了，就会出现唐•吉诃德这样的老实人的极端，老实到愚昧的地步。所以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他说一定要写一个全法国最老实的人，就是包法利，不懂爱情，勤勤恳恳给别人治病，不说假话，一辈子倒霉，老婆与人偷情，被人玩弄，最后吃砒霜自杀，包法利本人则靠在一棵枣树上死了。在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老实人，天真的人，都会被吃掉的，这是社会最不需要的两种人。
子华写作《心门》，情绪很有节制。他没去指责这个喧嚣的，聒噪的时代，去指责当权者，指责争名夺利的人群。环境污染，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出轨偷欢，爱的消亡，是所有的人一起将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全人类的欲望使然。用经验展现了现实中各种背叛，偷欢、谎言和欺瞒之后，子华意识到，即使是在苍凉的末世，即使是犯下再大的过错，仍然可以原谅和赎还，这让笼罩着悲观主义的《心门》多了些温暖色调。
2011年11月7日
岳阳市群众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