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的“理”大如天 --诗文写作随笔“盗天火”之七 小说

辽宁王忠新 2月前 197


文章中的“理”大如天

诗文写作随笔“盗天火”之七

理,物质本身的纹路、层次,客观事物本身的次序,道理,就是非曲直的标准和根据,就是事物的规。是必然产生的因果和逻辑。 无论写文章和写诗文,都要把讲理摆在第一位。这就是“理”大于天,就是大道经天。但如何去讲理,这也有学问。

1.写文章的核心是讲道理。“文以载道”,最初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明道”发展而来,后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将“道”传送到目的地,或者说,让“道”得到传输。文学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这是强化文学的教化目的。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

中国的任何名篇佳作,贵在不仅要传递道理,这道理还要“高大上”,诸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之所以名篇千古,核心就在于传递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道,虽是片言只语,却照亮全篇。文天祥《过零丁洋》的诗篇,就是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负载的大道,让该诗光照千秋。而将负载的道理,以片言只语浓缩为一篇精警,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也是古代名篇散文诗歌的传统。

2.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说白了就是“想法”。写文章的核心就是用文字语言去表达这个“想法”。虽然写文章的根本在于要负载道理,但道理也分小道理和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大文章就要载大道。

比如,养生也是一门科学,可当国家和民族需要牺牲去捍卫,养生的小道理无疑要服从牺牲的大道理。救亡的呼喊,永远大于浅吟低唱;血写的历史,永远重于墨写的谎言!

再如,作为孝道,这也是儒家的治国之道,但在家与国产生矛盾,忠与孝产生冲突,忠孝不能两全时,佳作诗文负载的道理,绝非是抽象的讲人性,绝非是夸夸其谈地讲24孝,诗文要作为时代的号角,无疑要讲舍小家为大家,要讲精忠报国。如此,《岳母刺字》才成世世代代的传唱,《花木兰》才在中国的诗坛熠熠生辉。

由此可见,一篇诗文的品格高下,根本在于负载道理的高下。浅薄的道理,绝对撑不起雄文佳作!         3.表达的道理逻辑要周延。就是说,诗文所载的道理,不能一叶障目有失偏颇,不能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如果诗文负载的道理,只讲对一点,这种顾此失彼的道理,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或留有很多漏洞,这道理是站不住脚的,诗文也是难以负载的。

所以,“文以载道”,其道理一定要有周延性,也就是逻辑的周延性。具体的表现形式,既,一个判断的主词或宾词所包括的是其全部外延。就像“物体都是运动的”这个命题中,主词“物体”是周延的,因为,它说的是所有的物体。由此可见,周延就像一个密闭的圈,不能留有缺口。

4.负载的道理一定要有所指。尽管文章中阐述的大道理具有普遍性,但也要交代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讲这个道理具体是要针对什么?或者说,世间的道理很多,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地点,对这些对象,来讲这个道理。交代清楚这一点,就避免了泛泛的讲道理,这就是“文以载道”的时代性、区域性、特定性。

这个负载的道理一定要有所指,就是在时代性中表达强烈的批判性。中国是个诗歌王国,可浩如烟海的诗篇,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时代批判指向的无病呻吟,基本都是垃圾诗篇。杜甫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根本在于他是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北征》,主线就是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并反思潼关的百万大军,那时候为何溃败得如此仓促?他的《三吏》、《三别》阐述的深刻道理,也是对时代进行的批判。

鲁迅的杂文,如投枪和匕首,就在于表达道理的战斗性。鲁迅的杂文不死,就在于批判对象不死,鲁迅的杂文就在不同的时代穿越。

5.必须坚持事理相结合。由事入理,用理说事,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相统一,形象与逻辑的相统一,这就避免了空洞说教,这才能产生雅俗共赏。这种寓理于事的论理方式,也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名篇散文,莫不如此。惟其如此,论理才更为充分,论理才更有支撑,论理才有更大的受众性。

凡是空对空的讲道理,都是没有事例相结合的空洞说教,结果是论理也不充分。而且,形象大于逻辑,这是因为逻辑有清晰地界定,形象则无封闭地界定,人们可以发散性理解,寓理于事的“事”,就是生动的形象,不仅易记,后人还能推陈出新。一千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6.根本在于为什么人讲道理。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文以载道的根本原则和立场问题。让白骨精评孙悟空,孙悟空是暴徒;让西门庆评武松,武松是罪犯;让被镇压的敌对阶级评毛泽东,毛泽东是暴君;让“方方们”评价土改,土改是没人性的抢劫。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凡是被敌人反对的,正是人民拥护的,凡是反动派的逻辑,对于人民来讲永远都是荒谬的。

在阶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就在为不同的阶级讲话。中国的公知精英,大嘴叭叭的似乎讲得头头是道,但都是坑害国家和人民的!你完全可以相信一个掏粪工的粗话,却绝不可以相信一个公知的鬼话。你宁可相信一个乞丐不是坏人,却不可以相信冠冕堂皇的中国精英是好人!

所以,为什么人讲话,永远大于具体讲什么;为什么人去文以载道,永远大于具体负载的道理。

7.理与文是对立统一的。就如思想用语言去组织,语言是表达思想,没有无思想的语言,也没无语言的思想,这是两者的统一性,也是本质性。可理与文也是有对立的差异性,有时文通字顺了,却没有表达思想;有时表达了一个思想,但文字显得粗糙,表达的还不够充分;有时似是而非的文字,甚至表达了一个歪理邪说。

如此两者之间的取舍,有这样一句名言:“理通文不通尚可,文通理不通不行”!如何用生动、精炼、精准的文字去负载大道,这就是创作和写作的功力了。

总之,任何诗文创作,都贵在讲理,理直气壮!坚持为人民鼓与呼,诗文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坚持为人民鼓与呼,诗文才能成为烈焰熊熊!

(文中配图,忠新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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