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概念(王霁良)

王霁良 2014-9-8 1247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概念

作者:王霁良==编辑:细雨


2013年金秋时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征文在淄博发起,很有现实意义,因为当年齐国的首都就在淄博,齐国的首相管仲因倡导消费至上,在齐国设“女闾”,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引得各国的有钱人都跑来消费,齐国的首都一时成了“性都”,经济特区。 所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词,乃为政府所造,听着、读着都有些拗口,不如直接说“民企人”来得简捷。但这个提法当然没这么简单,而是深意含焉值得玩味,政府明显有抬举民企人之意,不似管仲一味仰仗 “国企”。古代的“士农工商”、毛时代的“工农兵学商”,都是把“商”排在末尾。而当下是什么情况,——“商”早已窜到了首位,今天是一个人人被消费主义劫持的年代,纵然有十个董永,七仙女也不会正眼瞧他,——试看巩俐、林青霞、杨澜、郭晶晶都嫁给了什么人? 我曾读过这么一则故事:有两个强盗偶然经过一个绞刑架,一个感叹说,“要是世上没有绞刑架这玩意,我们的工作该是多么好的美差啊!”另一个训斥道,“你懂个屁?绞刑架怎么啦?绞刑架是我们的恩物,要是没有它,全世界的人都会干咱这一行,抢咱们的饭碗。” 可叹的是今天已经是全民经商了,不光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公有制人士”、“公有制经济人士”一样蠢蠢欲动,为了攫取财富无所不为,龚爱爱在北京的41套房产是怎么来的?商场如战场,你死我活、竞争惨烈,因为解决不了失业问题,国企一年亏损十几个亿也不能让它死掉,而民企无人输血、输氧,日子就难过多了,报上说,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好词!我惊讶于这一词的深度,毕竟从商的人太多了,民企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难为政府要这么称谓,一个拉长了的听着、读着都拗口的尊称。
那么,当前的从商又如何呢?看看黑煤窑、黑砖窑、黑作坊、黑中介、黑出租,看看毒奶粉、毒饺子、毒大米,看看地沟油、苏丹红、吃子孙饭,看看制毒贩毒、制黄贩黄,摁下葫芦浮起瓢,就什么都知道了。今天出现这么多的贪污腐败,这不仅仅是官员腐败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在溃败,连幼儿园的孩子也让家长给老师送礼,——这就很要命。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有皇帝的时代,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也是分离的,皇帝再昏庸还有谏官死谏,就是没有死谏的起码还设了谏官一职。清代康熙当皇帝的时候,臣下撰拟谕旨,有“海宇升平”四字,康熙告诫说:“自后谕旨中,凡此矜张盈满之言,勿复拟入。”难道今人反不如古人?“五四”运动直接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而十年“文革”更是一个大断裂,毛的晚年一个谏官也没有了,国人迷信谁也没有迷信他更甚,因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总体看是个别的,中国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随着他老人家的逝世,政治权威、精神权威一下都不存在了,国人的信仰整体缺失了,不知道该崇拜谁了,而“人的脑子是一座最坏的监狱”,改革开放后,民众一窝蜂全都去膜拜孔方兄,——孔方兄的办事能力有目共睹啊,能使鬼推磨,人们为了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试想,如果唐初陈子昂不是富家子弟,如果他比孟郊还穷,他摔得起琴吗?没有摔琴这一壮举,他暴得什么诗名?所以说,由陈子昂摔琴也能看出很多问题。 《圣经》上讲,“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政府现在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出发点是好的,但好像仅从道德层面来做,很不容易落到实处,靠道德约束行为准则,道德这东西很虚,没啥子标准,不过是我们自个跟自个的内心达成的协议,很不可靠,社会早已缺失了诚信机制,许多人都快乐得不讲道德,而民众中商人的道德底线无疑又是最弱的,一句典型的说法是“无奸不商”。有的人仗着财大气粗任意胡为,雇佣打手强拆民宅,甚至不少富二代也胡作非为,报纸上报道的宝马奔驰超速撞死人也不是一回了。 当然,正面的商人也有很多,冒着大火救出员工而自己殒身的通州建筑公司烟台分公司总经理周江疆就是典型,正因为是个典型,方显得可贵。政府现在的眼光也不一样了,高危、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都不想要了,引来就会祸害一方。 山东师范大学吕家乡教授就说,“两千年前的礼崩乐坏,出了孔子;今天也是礼崩乐坏,今天能不能出孔子?出不了大孔子能不能出小孔子?” 弘扬正气,是正确的,弘扬所谓主旋律,也是必须的,有陷落红尘的人,就有仰望天空的人,那就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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